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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宣讲通稿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数:769 发布时间:2016/5/31

20151018,中共中央颁布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准则》和《条例》),于201611日起正式施行。这两项法规的修订是由党中央直接组织进行的,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两项法规的修订颁布是在党长期执政和依法治国条件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实现依规治党,切实加强党内监督的重大举措,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一、两项法规修订的过程和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感和顽强的意志品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问题导向,勇于担当,提出了一系列管党治党的措施,修订两项法规就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把管党治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以党内法规形式制度化、固定化,实现制度建党、制度管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还是党的领导弱化,党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不改变这种局面,就会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的伤害,就会亡党亡国,断送党和人民的美好未来。”总书记还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敌对势力最惧怕我们的地方,更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加强纪律建设,要扎紧党纪的笼子,现行的党内法规对实现党的历史使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现行的一些党内法规制度已经不能完全、全面地体现从严治党的要求,因此,需要进行修订和完善,真正把党纪党规的权威性、严肃性在全党树立起来。”在去年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和王岐山书记的讲话中对修订这两项法规提出了要求,甚至已经作为任务布置下去了。从2014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央纪委就着手修订这两项法规。在2015年年初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重要任务。

中央高度重视两项法规的修订工作。2015108日和1012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2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两项法规修订送审稿。王岐山书记亲自挂帅,组织召开了19次专题会议,研究两项法规的修订及相关工作,明确了修订的方向、原则、路径、目标等重大问题,仅中央纪委常委会就研究了6次,还组织召开了5次调研座谈会、专家学者座谈会等20157月份,王岐山书记在陕西榆林亲自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座谈会,就两项法规的修订征求意见,省委书记王三运和省纪委书记张晓兰参加了座谈,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及建议97日,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征求各省(区、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对两项法规修订的意见。(省委对这次征求意见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王三运亲自主持召开由省委常委、省人大党组和省政协党组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市县乡党委、纪委和部分省直部门党组、纪检组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进行学习讨论,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及建议,大部分都得到了采纳。)

中央对修订这两项法规如此重视,足以说明这两项法规在管党治党、加强党的建设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两项法规的修订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体现了全党的意志,是开门立规、民主议纪的一次重大实践。

中央先选这两部法规进行修订主要原因是:在新的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艰巨繁重的任务和人民群众的期盼,党自身存在的问题更加凸显。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围绕加强党的领导这个根本,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我们党一贯重视和坚持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注重依规依纪治党,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较为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对于实现党的历史使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形势任务的不断发展变化,一些党内法规制度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

一方面,两项法规在施行中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原《廉政准则》全称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于1997年试行,20101月进行了修订,对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不断深入,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需要。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内容过繁,“8个禁止、52个不准”难以记住、也难以践行;二是凝炼正面倡导不足,禁止性条款过多,没有体现自律的要求;三是禁止性条款纪法不分,既与《纪律处分条例》重复,又与刑法等法律规定重复(经清理,52个不准中,其中48项与《纪律处分条例》有重合,不重复的那4条,基本上是涉法;四是“廉洁”主题不突出,不能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五是适用对象窄,仅仅适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乡科级领导干部参照执行,没有做到全覆盖(据统计,全国目前有80多万县处级领导干部,但我们党有8700万党员,也就是说原《准则》只管了不到1%的党员)。

新旧《条例》名称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于1997年试行,2003年进行了修订,对加强党的建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其中不少条款已不能完全适应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需要,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纪法不分,半数以上条款与刑法等国家法律规定重复,将适用于全体公民的法律规范作为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标准,降低了对党组织和党员的要求;二是对政治纪律规定不突出、不具体,对违反党章、损害党章权威的违纪行为缺乏必要而严肃的责任追究;三是主要违纪情形针对的是党员领导干部,没有覆盖全体党员。

另一方面,需要将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制度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从治标入手,为治本赢得时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言出纪随,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巡视监督、利剑作用凸显,遏制腐败蔓延、保持高压态势,积累形成了丰富的管党治党理论和实践成果,为制度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修订这两项法规,实质上就是将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贯彻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强化问责等实践成果以制度形式固定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两项法规时指出,新修订的《准则》和《条例》,体现了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体现了我们党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体现了党内法规建设的与时俱进。

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出发,中央对《廉政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这两项关联度很高的法规先行修订。通过修订,真正把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严肃性在全党树起来,切实唤醒广大党员干部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

二、修订两项法规的基本原则

中央在修订两项法规的过程中,突出执政党特色和党纪特色,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推进,体现了党内法规建设的与时俱进。修订中坚持了以下四个原则:

第一,遵从党章,以党章为遵循,以严明的纪律维护党章的权威。党章是党内的根本大法,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基础和依据。习近平总书记说:“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遵从党章,牢牢把握党章这个根本。现在,不少同志讲起理论来夸夸其谈,滔滔不绝;但是讲起党章来,却语焉不详,说不出个所以然,甚至是淡忘。”现实中,我们的一些党员,没有做到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缺乏党员意识和党章意识。两项法规在修订过程中,全面梳理了党章对党员的纪律要求和廉洁自律要求,把党章的关键要点突出出来,把党章对党员纪律要求和廉洁自律要求具体化,唤醒党章党规意识,维护党章的权威。《准则》的“四个必须”、“四个坚持”、“四个自觉”,追根溯源,都能从党章中找到相关依据或者原则性要求。比如,“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就源于党章总纲规定的“党的最高理想和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章规定的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要求之一。再比如,公私分明,党章第三条党员义务中就有规定;廉洁从政,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这是党章第三十四条中规定的党员领导干部具备的基本条件。《条例》更是如此,第三条中增加了“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党组织和党员必须自觉遵守党章”,这实质上也是为了唤醒党章意识。在具体的分则当中,也就是六大纪律当中,也都体现了党章的要求。比如说,在政治纪律中,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是党章规定的。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就不利于党的团结统一。另外,增加了对抗组织审查这个新的违纪行为,这就是说对抗组织审查就是对党不忠诚。比如说,党章第十五条规定,有关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各部门各地区的党组织可以向中央提出建议,但不得擅自做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那么,擅自决定或发表了怎么办?这次《条例》规定,擅自对应当由中央决定的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的,要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党章第十五条规定,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条例》在对违反组织纪律行为的处分中,增加了下级党组织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上级党组织决定应受到相应纪律处分的规定。党章关于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中规定“党员必须对党忠诚老实”,《条例》中增加了不按规定请示报告、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伪造个人档案,这些都是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的行为,必须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党章第三条规定,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条例》中新增了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应受到相应纪律处分的规定。党章第三十一条规定,党组织负责人必须落实管党治党的责任,《条例》对违反工作纪律行为的处分中,对此也进行了规定;党章规定党员要严守秘密,《条例》增加了泄露、扩散或者窃取党的秘密,私自留存党组织的资料等等,这也是很有针对性的。党章在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中规定,党员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带头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和提倡社会主义道德”。《条例》在违反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中,对奢靡之风、享乐主义,追求低级趣味,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包括不正当性关系等伦理要求,都进行了规定。另外,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方面,也体现了党章的规定。总的来说,这次修订,就是把党章的要求细化、实化、具体化,真正使党章立起来、严起来,能够得到贯彻落实,或者通过反面、负面的规定,倒逼党员遵守党章。

第二,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王岐山书记强调:“制度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立行立改,解决现阶段存在的突出问题,充分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两项法规的修订,重点针对现阶段党纪存在的突出问题、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和遵守纪律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特别是将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以及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和反对“四风”要求,转化为纪律条文。不求一步到位,重在符合实际,务实管用。十八大以来,从查办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问题来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不到位,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结合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把纪律的种类也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变成了六大类纪律。这种概括和划分是比较科学的,也体现了党纪的特色。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是作为一个组织必须突出出来的,还有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都突出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作为一个先进政治组织的党纪特色。这六大纪律当中,最根本的是政治纪律。总书记在讨论这两项法规时指出,政治纪律是打头的,管总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不管违反哪方面的纪律,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关系到人心向背和是否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说到底,是破坏了政治纪律。比如说,群众纪律,吃拿卡要,在分配财物过程中优亲厚友等,这些都会损害我们党的形象,说是群众纪律,但最终是割断了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然要削弱党的执政基础,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包括生活纪律也是,遵守生活纪律的要求实际上就是在维护党的形象。有的同志说,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我们管那么严干什么?规定它干什么?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党员身上,人们就会说,你看这个党的形象是这个样子。包括一些在公共场合当中有不良行为,影响党的形象的,《条例》规定也要进行处理。这些都是跟政治纪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条例》中规定的政治纪律是狭义概念,主要针对的是违反理想信念宗旨、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方面的18种行为。因为政治纪律要求每个党员必须遵守党章,遵守党内法规,破坏这些法规,不遵守这些纪律,本身就是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就是违反政治纪律。只有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突出出来,才能使我们党永葆青春。习近平总书记曾经以苏共为例,印证了严明政治纪律的重要性。他曾经讲到,苏共在有20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在有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法西斯;在有2000万党员的时候,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谁都可以为所欲为,言之欲言,那还叫什么政党呢,那是乌合之众了。面对新的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了严肃性和权威性,就会沦落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

第三,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依法治国,公民不能都踩到法律底线上;依规治党,党员也绝不能全站在纪律的边缘。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提出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这是相对于在管党治党和党内法规中纪法不分、错把法律当底线而言的。对执政党来讲,纪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纪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来都讲德法相依、德治礼序,家规族规、乡规民约中都传承着中华文化的DNA。中华民族历史传统中的规矩和崇德重礼的德治思想,也是党规党纪的重要源头。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大量运用古代典籍、经典名句,强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德治党的,就是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这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一脉相承的。立规修规既要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适应管党治党的新形势新任务。《准则》紧扣“廉洁自律”这个主题、坚持正面倡导,延续“思想建党”的传统,面向全体党员、突出“关键少数”,强调自律,重在立德,是执政党的道德宣示和行动的高标准。《条例》围绕“党纪监督”这个核心,坚持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确立“制度治党”的规矩,作为“负面清单”,强调他律,重在立规,是管党治党的尺子和党员的行为底线。

第四,坚持纪法分开,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总书记曾在讲话中提到,纪法混在一起,取最重要的处理,结果小的就忽略不计了,就没人去管了,所以就变成了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一夜之间,好同志变成了阶下囚。王岐山书记也说,一个干部出事了,大家都说没想到。为什么没想到?原来都是好同志,怎么突然之间这么严重?是没想到吗?平时没有表现吗?我们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到位没有?发现小的问题,扯袖子了没有,提醒了没有?所以现在要强调严肃党内生活,要敢于红脸,敢于得罪人,敢于亮剑。把纪律挺在前面的重大含义就在这里。这也是为什么王岐山书记反复强调这件事情,深化“三转”,抓早抓小,把纪律往前挺的主要原因。中央领导强调,培养一个干部很不容易,所花的精力、金钱不亚于培养一个飞行员。所以从关心、爱护干部的角度来说,把纪律挺在前面,早提醒,早扯袖子,意义也是很重大的。把纪律挺在前面,强调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这是十八大以来制度创新的又一重要成果。

三、《准则》的特点、作用及主要内容

1、《准则》的特点

一是体现宣示性。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向来是从高不就低。《准则》开宗明义,提出了“四个必须”,将落脚点放在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展现党的先锋队本色,树立起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够得到的高标准。

二是紧扣廉洁自律主题。目前人民群众对不正之风反映最强烈,对腐败最痛恨,对改进作风、廉洁自律要求最迫切,这就关系到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准则》抓住这个最突出的问题,鲜明提出坚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监督的八条规范。

三是坚持正面倡导,变“不准”为“自觉”。《准则》把原有的“8个禁止”“52个不准”有关内容移入《条例》中,只提出正面要求,不作禁止性规定,要求党员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

四是既面向全体党员,又突出“关键少数”。《准则》将适用对象扩大到全体党员,对党员提出了“四个坚持”,同时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四个自觉”,二者相互贯通、浑然一体。

2、《准则》的作用

一是为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的领导干部提供了明确的自律标准。

党员干部出问题,根本的原因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实质就是不断降低了自律的标准和要求。如果党员干部都能基本做到廉洁自律的要求,就不会出问题,至少不会出大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和利益冲突复杂化趋势日益明显,党员干部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和空间大幅增加,很容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拉拢腐蚀,发生权钱交易和其他不良行为的可能性随之增大。在这种背景下,要保持清正廉洁,一方面要靠道德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强化道德防线,另一方面要靠制度,要制定易记易懂易执行的制度性规定,明确具体的廉洁自律标准——哪些行为是应当做而且必须做到的,使党员在涉及到具体廉洁自律问题的时候有所遵循。修订后的《准则》第一次对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的领导干部提出了“四个必须”的原则性总体要求,对全体党员提出了“四个坚持”,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四个自觉”的规范性要求。为全体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和廉洁自律提供了具体的、清晰的法规依据和执行标准。对全体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不断进行对照,提高自律意识,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是为从严管党治党,加强党内监督,提供有力的工作抓手。

管党治党靠什么?就是要靠制度,靠制度才能依规治党、制度建党。历史的实践证明,我们党有着很强大的自我纠偏、自我纠错能力,在许多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党都是靠自己的力量转危为安。《准则》是党内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员实现自我监督的标准和遵循。

三是为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提供了制度支撑。

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制定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并以此为切入点和动员令,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四风”向实处用力,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刹住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党员干部的公私观、是非观、义利观进一步端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横下一条心来纠正‘四风’,常抓抓出习惯、抓出长效。”实践证明,作风问题相当顽固、易于反复,抓作风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要注重长效机制,扎紧制度的笼子。新修订的《准则》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划定了“高线”,为形成作风建设新常态发挥有力的正面导向作用,为构建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3、主要内容

原《准则》共4部分、18条、3600余字。修订后的《准则》共8条、281字(去掉标点符号),包括导语、党员廉洁自律规范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等3部分,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必须”“八条规范”。

“四个必须”重申了党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传统、高尚情操,明确提出全体党员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必须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努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廉洁自律,接受监督,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八条规范”的内容不多,但内涵却非常丰富,坚持了道德的高标准,体现了我们党的理想信念和宗旨要求。

对于党员,提出了“四个坚持”。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公私分明的标准对普通党员来说是低还是高呢?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是否做到了公私分明?也许你一时能做到,但一直能做到吗?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标准是挺高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标准并不高,你说哪个是你的,哪个是公家的,难道还分不清楚吗?我们党作为先进的政党是这么要求的,其他政党和法律也是这么要求的,所以这个标准既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王岐山书记说,这个标准看着高,跳跳脚也能够得着。“坚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坚持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这是我们老祖宗一直倡导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为什么对党员提出这个要求呢?因为党员是先进组织的一份子,你不带头谁带头?

对于党员领导干部,又提出了“四个自觉”,这个要求比对普通党员的要求更高一点,也就是说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到“4+4”,既要做到“四个坚持”,又要做到“四个自觉”。所谓自觉,就是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甚至可以说要变成血液中的一部分。“廉洁从政,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廉洁用权,自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廉洁修身,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这都是有针对性的,都是坚持正面倡导。如果现实生活中都做到了,《条例》也就用不上了。中纪委法规室主任马森述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准则》管的是“君子”,《条例》管的是“小人”。

《准则》的内容非常简洁,具体规定也都是原则性的,在具体执行和落实中,一要靠自觉,靠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自觉、自律、自我约束去落实;二要靠监督,必须通过强有力的监督检查、严肃的惩戒机制来保证贯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两部法规时强调,“我们把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这些手段给了大家,该用的都要坚决用起来。”实际上,《准则》的每一条正面要求,反过来看,都有惩戒、制约机制作保障,关键还是在执纪。比如《准则》“坚持公私分明”、“廉洁从政”、“廉洁用权”等规定,如果违反,都能在《条例》的廉洁纪律、组织纪律等规定中找到处分依据。这一点我们在学习贯彻中一定要弄明白、把握好。

四、《条例》的特点、作用和主要内容

1.《条例》的特点

一是把党章关于党的纪律的规定具体化。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遵循党章,用严明的纪律维护党章,把党章的权威立起来。修订《条例》从全面梳理党章开始,把党章和其他主要党内法规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要求细化,明确规定违反党章就要依规给予相应党纪处分。将原来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等为主的10类违纪行为,整合规范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6类,使《条例》的内容真正回归党的纪律,为广大党员开列了一份“负面清单”。

二是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纪律建设,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对政治纪律认识模糊、思想麻木、意识淡漠。《条例》针对现阶段违纪问题的突出表现,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对反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行为作出处分规定,增加拉帮结派、对抗组织等违纪条款,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和党的集中统一。

三是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在全面依法治国、依规治党条件下,原《条例》最突出问题就是纪法不分,把公民不能违反的法律底线作为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底线,降低了对党组织和党员的要求,也不能充分体现党纪特色。修订后的《条例》做到纪法分开,凡是国家法律已有的内容就不再重复规定,共删除79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国家法律法规重复的条款。比如,《刑法》中规定的投敌叛变、走私、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等条款。修订后的《条例》对党员的行为底线要求更加严格、明确。特别指出的是,删除这些刑法已有规定的条款,绝不是说今后对这些刑法规定的行为,党纪就不再过问了,而是仍然要管;而且党纪要管的范围更宽,实际上也更严了。同时,新修订的《条例》也做到了纪法衔接,《条例》第四章规定:凡是触犯刑法涉嫌犯罪的党员,都要受到党纪的严厉处分;实施了刑法规定的行为,虽不涉及犯罪但须追究党纪责任的,也要给予纪律处分。比方说受贿500元,贪污1000元,刑法不管,但是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处分。甚至违反民法、商法、行政法等法律的行为,影响党的形象,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也都要给予纪律处分。这就把党章中党员应当“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要求,通过《条例》总则的规定具体落实了。

四是体现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最新成果。全面从严治党,首先是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的题,成效有口皆碑,必须驰而不息、坚持巩固深化。《条例》将党的十八大以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方面的要求,转化为纪律条文,体现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不是一阵风。

2.《条例》的作用

①《条例》是管党治党,严肃纪律的尺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靠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的纪律。”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了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六大类违纪行为,明确了具体的纪律规范和处分依据,用纪律规范性、统一性的标准来评判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条例》通篇是对所有党员的纪律要求,但其中有17处提及了“党员领导干部”,这是对领导干部这一特定主体规定的条文,针对的是党员领导干部,对一般党员不适用。(“党员领导干部”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一是党政机关中的“党员领导干部”,包括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以及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中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和副调研员以上非领导职务的中共党员。二是国有企业中的“党员领导干部”,包括大型、特大型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中层以上领导人员,中型以下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领导班子,以及上述企业中其他相当于县处级以上层次的中共党员。三是事业单位中的“党员领导干部”,包括事业单位(未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范围)领导班子和其他六级以上管理岗位的中共党员。此外,已退出上述领导职务、但尚未办理退休手续的中共党员干部也属于党员领导干部的范围。)

②《条例》是广大党员的基本遵循和底线。今年7月,在《准则》征求意见座谈会上,岐山同志指出:“一个组织,总有个尺子底线,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不能破底,否则党就是一盘散沙。”修订后的《条例》开列了一个负面清单,列明了哪些行为是违纪,违纪后应当给予怎样的党纪处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每一条都是一条是与非、行与禁的界限。

③《条例》是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重要保障。党章对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党的组织做了原则性规定,属于正面要求。修订后的《条例》全面梳理了党章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纪律要求,把党章的规定具体化,对于违反党章的行为做了处分依据,同时对违反其他党内法规的行为也做出了处分规定,从而为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有效执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3.《条例》的主要内容

原《条例》共3编、15章、178条、24000余字,修订后的《条例》共3编、11章、133条、17000余字,分为“总则”“分则”和“附则”等3部分。主要是坚持纪法分开,把与法律重复的部分去掉了,同时,增加了新的内容。下面,重点就《条例》中增加和修改的部分进行梳理学习。

①总则。544条。

第一章对《条例》的指导思想、原则和适用范围作出规定,突出强化党章意识,维护党章权威。一是增加了党组织和党员必须自觉遵守党章,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二是特别明确了党纪处分工作的五项原则,体现了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要求。包括“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纪面前一律平等”“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严肃正确执行党纪,必须全面、准确把这五项原则理解、贯彻、执行到位。要切实加强对党的各级组织和纪检机构、执纪人员的教育培训,在监督执纪工作中,始终把纪律挺在前面,注重抓早抓小。这五项原则,不仅规定了各级党组织严肃执纪的责任,也充分体现了党组织对党员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执纪实践中,并非只要违反党的纪律,就一律“绳之以纪”,而要按照《条例》总则中关于“区别不同情况,恰当予以处理”“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做到宽严相济”的原则处理。也就是要在具体执纪过程中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打“组合拳”,从而避免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结果。

第二章对违纪概念、纪律处分种类及其影响等作出规定,纪律处分的五种种类没有变化,但是对处分的影响期做了调整,将严重警告的影响期变为1年半,增加半年,体现了与警告的区别,也体现了新修订的《条例》更严的要求。增加了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留党察看以上(含留党察看)处分,党组织应当终止其代表资格的规定。我们知道,给党员处分,对他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在影响期内,和法律一样,通过使其权利和利益受到影响和约束,体现处分的惩戒性。

第三章对纪律处分运用规则作出规定。一是将“可以从重或者加重处分”改为“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分”,应当就是必须,虽然只是一个词语的变化,但体现了从严的要求;二是增加了对在纪律集中整饬过程中不收敛、不收手行为的从重和加重处分规定;三是增加了对党员违纪受到党纪处分后,又被发现其受处分前的违纪行为从重处分的补充规定。在讨论两项法规时总书记讲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反对“四风”就是要常抓不懈,十八大我们要坚持,十九大我们也要坚持,经过这么一段时间,使我们的党风有根本好转,带动政风社风的好转。所以说,十八大、十九大这期间都应该是纪律集中整饬的过程。

第四章对涉嫌违法犯罪党员的纪律处分作出规定,以设定专门条款的方式实现党纪与国法的有效衔接,将刑法中能找到的条款全部删除,确定了纪法分开。

一是规定了党员构成犯罪或者虽不构成犯罪但须追究党纪责任的党纪处分。也就是说,党组织在纪律审查过程中,发现党员有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等刑法规定的行为,涉嫌犯罪或者虽不涉嫌犯罪但需追究给予党纪处分的,则依据该规定予以党纪处分。

二是规定了党员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党纪处分。对党员有其他如吸毒、卖淫嫖娼、聚众赌博等等严重败坏党的形象,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违法行为时,应当视情节轻重给予党纪处分,并规定对有丧失党员条件,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行为的,直接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比如,修订后的《条例》删除了有关超计划生育的一些处分条款,这并不意味着对党员在计划生育方面的要求松绑了。因为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广大党员都应自觉遵守、执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将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若作了相应修改,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也是“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也要严肃执行。如果党员违法超计划生育,构成违纪的,仍然要按照总则中的纪法衔接条款予以纪律处分。

三是规定了党员犯罪情节轻微的党纪处分。党员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或者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有罪判决并免予刑事处罚,以及党员犯罪被单处罚金的,应当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这也体现了纪严于法的要求。比如,根据我国刑法修正案(),严重超员或者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也属于犯罪,按照《条例》规定,对于这些行为也要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四是规定了党员犯罪应当开除党籍的情形,保留和沿用了原《条例》的规定。

五是增加了党员被依法逮捕的,党组织应当按照管理权限中止其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党员权利的规定,解决的就是带着党籍蹲监狱的问题。

六是规定了纪法衔接的程序。比如说,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的问题,纪律处分以后,涉及违法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发现党员有违法行为,在依法处理以后,相应地也要移送纪检监察机关。这方面已经制定出台了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在查办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违纪违法犯罪案件中加强协作配合的制度。

第五章对预备党员违纪及违纪后下落不明党员的处理以及处分决定的执行等作出规定,明确了相关党纪处分决定作出后,办理职务、工资等相应变更手续的最长时限。

②政治纪律(共18条,第45条至第62条)

主要对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要求和实践成果转化为纪律条文。

一是45条中增加了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决策等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

二是46条中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有些同志可能会问,什么是妄议?妄议省委、市委、县委的决策决定,算不算违反政治纪律?如何界定和把握?党中央在制定重大方针政策时,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充分听取有关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建议,但有些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台上不说、台下乱说”。也就是说,当面、会上、台上给你机会提意见时,你不说;背后、会后、台下,在公共场合乱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那就是妄议中央。《条例》规定的是中央的大政方针,并没有延伸到省委、市委、县委的决议决定。判断妄议地方决策决定算不算违纪,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妄议的是贯彻中央大政方针的地方决策决定,也是违反政治纪律;如果只是地方根据实际制定的决策决议,则不在此列。(比如:新疆日报社原党委书记、总编辑、副社长赵新尉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妄议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重大工作方针、决策和决定,公开发表反对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新疆工作重大部署要求的言论;故意作出与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重大新闻工作部署相违背的决定;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重大原则问题上,言行不能与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保持一致;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伪造证据、订立攻守同盟。被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违法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三是48条“未经组织批准参加其他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的”,这一条解决的是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是否经过批准,没有经过批准的就是违法的,主要管的是这些活动的内容,对组织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活动就得给党纪处分。参加除此以外的其他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是可以的,但必须向组织报告同意。

四是52条“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为自己营造声势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的”。关于这条网上比较关注,一些党员干部私下议论说:同志间搞个聚会、与上下级联系多一些,会不会被认为是拉帮结派?以后还能不能跟同学、老乡、战友一块吃个饭、唱个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条例》对“拉帮结派”和参加“三会”的规定,并不是要限制同志间的正常交往,而是要向那些掺杂着利益权力交换的“交往”行为开刀。党员干部也有社会交往的需求,通过聚会等联络感情、结交朋友、了解社会,本身并无不妥,但有极个别人借联谊、聚会之名,编织“关系网”,拉“小圈子”,搞团团伙伙或非组织活动,使之成了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的平台。媒体披露,周永康、令计划等落马的“大老虎”背后,都有着“秘书帮”“西山会”等一个个或明或暗、或松散或紧密的帮派圈子。比如:某市原公安局局长把市公安局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熟悉该局长的人用“三无”,即“目无党纪国法、目无组织、目无群众”来给他画像。他的口头禅是:“我就是党委,你最终还不是听我的。”他选用公安系统内自认为靠得住的人,替他经营、打点企业。该局长两名下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这位局长实际控制的企业,在获取企业用地、核拨工程资金、承揽交通设施工程等企业经营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据该局长另一名下属交代,有一段时间他成了这位公安局长的司机和“马仔”,陪他打网球和高尔夫球,为他准备打球的衣服、装备等。他用小恩小惠笼络干警,拉进圈子为他服务。一名下属利用主管公司财务工作的便利,经这位公安局长同意或个人擅自决定,先后多次挪用公司巨额资金,借给其亲属的公司用于偿还贷款、购买设备、资金周转等营利活动。在担任市公安局局长期间,这位局长先后两次大面积提拔干部,竟然不上报市委组织部和市委政法委,把市公安局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为了个人野心,这位公安局长还善于找人为自己抬轿子、吹喇叭。他让人制作、录制个人先进事迹材料,到市直机关各部门,甚至街道办事处和企业进行宣传。为了寻求官阶上升,他让手下人组织公安局干部写联名推荐信,呼吁提拔他,目无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到了何等地步。)还有第57条,是对抗组织审查给予的处分种类。为什么这条放到政治纪律中,而不放到组织纪律中?考虑的主要出发点是对党的忠诚,有了这一条,以后在纪律审查中,就要加重处理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比如: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公然对抗组织调查,在得知有人反映自己的问题后,竟然妄图通过私人老板花钱摆平。)

五是61条“党员领导干部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错误思想和行为放任不管,搞无原则一团和气,造成不良影响的”。这条规定不是指党员领导干部本人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而是指党员领导干部对管辖范围内发生的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行为放任不管的,也要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六是62条“违反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规矩,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的”。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大家觉得这条规定太笼统不好操作,但有了这一条规定,将来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处理就有了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一章未设置兜底条款,诸如“其他应当受到处罚的行为,应当给予何种处分”的内容就没有作为条款列入其中。目的就是防止政治纪律处分被滥用,避免“乱扣帽子”,切实维护党员的正当权利。

③组织纪律(共17条,第63条至第79条)

主要对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违背“四个服从”要求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

一是65条“在特殊时期或者紧急情况下,拒不执行党组织决定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比如,像抗震、抢险、救灾等就属于特殊时期和紧急情况。

二是66条“不按照有关规定或者工作要求,向组织请示报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的”。该报告的不报告、该请示的不请示,都要给予纪律处分,这一条规定的核心就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三是67条规定,不报告、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料等情形,都是当前存在的一些欺骗组织、隐瞒组织、无视组织的行为,都要给予纪律处分。

四是72条中新增了“在法律规定的投票、选举活动中违背组织原则搞非组织活动,组织、怂恿、诱使他人投票、表决的”。比如,选举省长、市长、县长、乡长等法律规定的选举过程中,搞非组织活动的,要给予处分,这一条很有针对性。(比如:20121228日至201313日,湖南省衡阳市召开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共有527名市人大代表出席会议。在差额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经查,共有56名当选的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行为,涉案金额人民币1.1亿余元,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对56名送钱拉票当选的湖南省人大代表依法确认并公告当选无效,对5名未送钱拉票但工作严重失职的湖南省人大代表依法公告其代表资格终止;衡阳市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分别决定,接受512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及3名未收受钱物但工作严重失职的市人大代表辞职,另有6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此前因调离本行政区域已经终止代表资格;对涉案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党纪政纪立案调查;对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审查。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时任中共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换届领导小组组长)因失职渎职,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被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再比如:20111019日南充市委五届一次全会前,时任仪陇县委书记杨建华用公款80万元,自己出面或安排下属,向部分可能成为市委委员的人员送钱拉票,通过拉票贿选当选市委常委;在查清上述事实的基础上,四川省委根据有关线索进一步组织深入调查,彻底查清此次党代会之前在南充市有关干部民主推荐中存在的送钱拉票问题,以及时任南充市委书记刘宏建和市纪委、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的失职渎职问题。上述问题共涉及人员477人,其中组织送钱拉票的16人,帮助送钱拉票的227人,接受拉票钱款的230人,失职渎职的4人;涉案金额1671.9万元。根据案件事实和有关党纪政纪、法律法规,四川省对涉案人员全部作出严肃处理。其中,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33人,给予撤销党内外职务以上处分的77人,给予严重警告并免职、严重警告、警告或行政记大过、记过处分以及免职处理267人,诫勉谈话、批评教育100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人员均被判处相应刑罚;杨建华犯行贿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时任南充市委书记刘宏建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此外,第76条、第77条,对违反有关规定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国(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办理因私出国(境)证件、前往港澳通行证,或者未经批准出入国(边)境等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都作了纪律处分的规定。

④廉洁纪律(共25条,第80条至第104条)

主要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

一是80条“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的”,都要给予处分。主要变化有两个,一个是将原《条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修改为“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另一个是新增了“其他特定关系人”,也就是说利用职务影响和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虽然自己没收钱,但是别人收钱了,照样要给予处分。

二是81条“相互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搞权权交易的”,这条规定是把原《准则》中“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的行为纳入《条例》,并扩大了范围,增加了“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

三是82条“纵容、默许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党员干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这条规定也是将原《准则》中禁止性行为纳入了《条例》,同时,将原《准则》中“以本人名义谋取私利”改为了“利用党员干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比如: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把主政的地方变成家人亲属赚钱的经济领地,只要对自己或家庭有好处的机会就绝不错过,能拿则拿,能要则要。他在忏悔录中写道:“我在前边办事,她(老婆)在后边收钱,有时还有意创造条件让她打着我的旗号去搞权钱交易、接受贿赂。” 白恩培以姻亲血缘结成“腐败共同体”,他不直接收受钱物,而是由其妻张慧清当“收银员”,由张的两个表弟具体办事,其中一个负责在商人和官员中居间协调,另一个管理资金和物品。为便于收钱、洗钱,张慧清还以表弟的名义成立10余个皮包公司。20147月,白恩培听说组织在调查他,还伙同张慧清将数千万元赃款转移到外地一亲戚处,放做高利贷。就连他的一个行贿人也说:“他们实在是贪婪到了极点。”)

四是83条“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原《条例》只对礼品进行了规定,修订后的《条例》增加了礼金和消费卡。从近年来的办案实践看,从事公务的党员干部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问题比较突出,这严重影响了党员干部形象,破坏了党群关系,也是产生腐败行为的温床,确实有必要对这类行为予以纪律规范。《条例》没有对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等行为搞简单的“一刀切”,而是区别不同情况作出规定。一是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要视情节轻重给予处分。也就是说,对于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一律不准收受。二是收受其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的,要予以纪律处分。这是新的规定,即日常生活中纯属礼尚往来,收受同事、同学、老乡、朋友等赠送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虽然与公正执行公务无关,但如果“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也要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所谓“礼尚往来”,指在礼节上讲究有来有往,换句话说就是你对我怎么样,我也对你怎么样,不能只来不往。“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是指明显超出了当地正常经济水平、风俗习惯、个人经济能力的礼品、礼金价值。

五是85条“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将原来的“职务上的便利”改为了“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至于怎么就是造成不良影响,还是要根据各地实际进行把握,总之是不能以此谋利,要严格按照规定办事。

六是86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的”,这条规定也是将原《准则》中禁止性行为纳入了《条例》。

七是87条“违反有关规定取得、持有、实际使用运动健身卡、会所和俱乐部会员卡、高尔夫球卡等各种消费卡,或者违反有关规定出入私人会所的”,是落实八项规定最新精神的条款。

八是103条“搞权色交易或者给予财物搞钱色交易的”,虽然权色交易与钱色交易也是与他人发生了不正当性关系,前提是利用了权力,因此就放在了廉洁纪律里。而生活纪律中的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不是利用权力发生的,是由于其他因素发生的。

⑤群众纪律(共8条,第105条至第112条)

主要对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

原《条例》中没有这一章内容,但原《准则》第8条对损害群众利益和党群干群关系的行为做了禁止性规定,这一次在《条例》中专门作为一章,实际是为了恢复和弘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对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给予处分。《条例》将群众纪律单列一章,有特别考虑和重要意义,就是关系到人心向背。总书记讲:“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行为,说到底是政治纪律。”实践中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要不断加以总结。既要切实防止执行不到位,制度成了摆设、稻草人,也要防止使用不当,在做群众工作时缩手缩脚,影响党的事业的推进。

⑥工作纪律(共13条,第113条至第125条)

主要对管党治党失职渎职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

一是113条规定,党组织负责人在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不传达贯彻、不检查督促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或作出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的错误决策,或者在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本单位发生公开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或者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的行为,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要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予以处分。

二是114条增加了对党组织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行为的处分规定。党组织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或者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要根据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处分。

三是115条“党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根据情节程度,给予处分”,要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研究。具体来说“(一)党员被依法判处刑罚后,不按照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或者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应当给予党纪处分而不处分的”,就是说党员被法院处理了,自己单位不及时给予党纪处理的,要追究单位的责任。“(二)党纪处分决定或者申诉复查决定作出后,不按照规定落实决定中关于被处分人党籍、职务、职级、待遇等事项的”,就是说处分决定作出后,单位要及时落实政治、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待遇,如果不落实就要追究比如纪委、组织、后勤等部门的责任。“(三)党员受到党纪处分后,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组织关系对受处分党员开展日常教育、管理和监督工作的”,就是说给了处分不等于放任不管了,还是要该管就管、该说就说,加强日常教育和管理。现实当中,很多干部受了处分之后,就与组织脱管了。此外,还有领导干部不能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司法活动、执纪执法活动等,都是新增加的内容。

各级党组织、纪检机构及其负责同志要深刻理解上述规定,在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中不当“甩手掌柜”,切实抓住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这个“牛鼻子”,真正把担子担起来,种好自己的“责任田”。

⑦生活纪律(共4条,第126条至第129条)

主要对“四风”问题和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完善了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等违背家庭伦理行为的违纪条款。增加了生活奢靡行为,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行为等违纪条款。所谓“生活奢靡、贪图享乐”主要是指,党员背离了党章要求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义务和《准则》“尚俭戒奢”的要求,在日常生活中,讲排场、比阔气,动辄挥金如土,恰如广大群众批评的那种土豪气。这些人的行为,明显超出了当地正常生活消费水平,也破坏了群众心目中党员应当是社会主义新风尚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带头践行者的良好形象。所谓“不良影响”,应当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风俗习惯和群众反映等因素综合考虑。特别指出的是,上述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行为,是指用自己的钱进行高标准或者挥霍性的消费。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下,靠诚实劳动先富裕起来的党员、干部,生活过得好一点,群众完全能理解,但是过分奢靡,群众中、社会上是有评价标准的,会认为他们已不像一名共产党员,党组织就不能不管、不能不予过问。(日前,一则村主任为给儿子大办婚宴辞职的新闻,引发热议。他为了给独子办个“像样的婚礼”,向纪委报备酒席数量未获通过后,选择了辞职,随后顶风办了40多桌酒席。应当说,靠诚实劳动先富裕起来的党员、干部,生活的好一点,群众完全理解。但是,绝不能无节制地讲排场、比阔气,明显超出当地正常生活消费水平,这样,群众就会觉得他们已经不像共产党员了。因此,“民俗”“面子”“自掏腰包”“礼尚往来”,等等,都不能成为党员、干部搞奢靡之风的借口,更不能成为违反党规党纪的理由。虽然这位村主任辞职了,但当地纪委还是对其作出了纪律处分,就在于他是党员。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不论他担任什么职务,共产党员永远都应该是他的“第一身份”。党风的转变、政风的改善、民风的淳化,既需要“关键少数”的引领,更需要每一位党员的亲力亲为。每名党员、干部都是党的形象大使,理应比普通群众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理应成为开风气之先、领时代风尚的人。

五、关于两项法规的学习贯彻

新修订的《准则》和《条例》将于201611日起正式施行,中央在印发两项法规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把各项要求和党的纪律刻印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心上。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纪委先后下发通知,对学习贯彻两项法规提出了明确要求。从现在开始到明年上半年,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都要把学习贯彻两项法规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一是党员要认真学习。要把学习《准则》和《条例》与学习党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对于《准则》,应该做到会背熟记,“四个必须”、“八条规范”,都要做到烂熟于心、脱口能出;对于《条例》,既要掌握其总体框架结构,也要熟悉理解六大纪律的核心内容,把握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是党委要履行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一定要按照中央和省委通知要求,切实抓好两项法规的学习贯彻。要把党的领导融入日常管理监督中,在坚持和深化中形成习惯。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的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在严明纪律中体现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

三是纪委要进一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准则》和《条例》的颁布,为纪委工作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标准和更加充分的依据。纪委作为两项法规的直接运用者和具体执行者,一方面要按照“把纪律挺在前面”的要求,进一步深化职能转变,强化监督执纪,加大问责力度;另一方面要以贯彻落实两项法规为契机,进一步探索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纪律保证。

总之,两项法规同步修订颁布,就像一套组合拳,既明确崇德向善的高标准,又划出不可触碰的底线;既秉持“思想建党”的传统,又确立“制度治党”的规矩,他律与自律互补、守底线与高标准兼顾、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结合。两者一正一负、一高一低,相互衔接、相得益彰,为加强党的监督作出了重要制度安排,明确了对照的标准、提供了衡量的尺子。